草根茶商的时代救赎
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茶产业,那就是“起来了个大早,却赶了个晚集”。之所以起得早,是因为茶业是祖宗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产业,长期以来只有中华一家,别无分号,可谓独家生意。但茶产业真正到了近现代的工商社会,日益表现出其尴尬的一面,在新兴茶叶种植国家如印度、斯里兰卡、肯尼亚等国的强劲冲击下,已无可奈何地日益黯淡下去了,虽然有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兴,但仍然无法摆脱世界种植面积第一,产值却屈居第三的命运。最令人痛心的是,据媒体报道,7万家中国茶厂在总体实力上难敌一家英国立顿,立顿茶业年产值相当于中国茶业年产值的7成。
这就是中国茶产业之痛,是中国广大茶叶从业人员的一块心病。那么,作为产业中坚的茶商,其表现又如何呢?虽然说,在茶商身上寄托有中国茶产业之希望,但茶商又是行业中身份最尴尬的一个群体。商人本为追逐利润而生,难免沾染些铜臭气,这也早为社会所包容与大而化之了,在拜金主义盛行的年代,商人作为今日社会成色最足的群体,乃是为世人所景仰与呼风唤雨之辈,可以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但在茶行业存在着茶人与茶商之辩,茶商亦是人,却被排斥于茶人之外,不入终日恪守茶道精神的茶人法眼。圣经说,富人要升入天堂,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。富人之所以上不了天堂,乃是通不过道德审判。在传统茶行业的道德审判之下,广大茶商成了终日营营的猥亵之徒,虽然创造了极大的产业价值,却没有享受到与之相匹配的尊重。抛弃传统式的清高及对经商的偏见,在茶商本身上又该检讨些什么呢?我以为,茶商的弊病乃在于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,上不能续接千百年祖宗流传下来的茶道精神,下不能开创现代意义的工商事业,成为体制外的边缘生存者,沦为文化意义上的“孤魂野鬼”,归不得中国茶文化之故乡。
茶商身份的时代之痛
茶叶作为关乎中国老百姓日用的消费品,茶商古则有之。诗人白居易的“商人重利轻别离,前月浮梁买茶去”,说的就是茶商,可见中国古时茶商的活跃程度。到了明清两朝,茶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代表产业之一,闻名天下的晋商与徽商,创造了茶叶经营的奇迹,不但将茶叶行销全国各地,还或飘洋过海,或穿越千里流沙、万里西伯利亚,远销俄罗斯、西欧诸国,与瓷器、丝绸等一起,雄霸国际贸易,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外贸出超国,源源不断的白银如潮水般涌入中国,创造了日暮帝国的最后一道余辉。中国古代的茶商都是体制内的商人,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,信奉儒家的义利之辩,坚持诚信第一,故能在古代信息与交通极为不便的条件下,茶通天下。这是一个亦商亦儒的群体,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商。古代的茶商,不论其是“学而优则商”(晋徽商人自古就有读书经商的传统),还是出身于草根的白丁商人,都极为敬重读书,即使自己小时候家贫读不起书,事业发达了,也不忘延请名师极力课子读书,儒商的香火就这样一代代延续下去。在这样的商业文化氛围内,茶商自是不隔绝于茶道精神的,故能大有作为。
然而,中国传统文化,衰落于晚清,大伤元气于五四,继而在文革被连根拔去。中国人从此成为了无根的人,文革后最初是痛苦的回忆,即伤痕文学大行其道,其后痛定思痛,则出现反思文学与寻根文学,寻根而不可得,则民族与文化虚无主义盛行,人心离儒家之道日远矣。近年随着中华国运日开,民族自信心迅速增长,传统文化处于蓬勃复兴之中。茶叶作为传统产业,自然得传统之气息为先且厚,研习与传播茶艺与茶道的风气蔚为壮观,呈风起云涌之势。以此观之,茶行业是一个二元分裂的行业,当代茶文化已经接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先天祖气,打通茶艺与茶道任督二脉,茶文化的从业者,醉心于茶道,以茶人自居乃至自许;而茶商没有与时俱进,仍然计较于蝇头小利之中,与时代潮流严重错位,机会主义、实际利益之考量是许多茶商经商处事的圭臬,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认为茶商是等同于奸商的,虽然这显然与事实不符。